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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该是最受争议的群体，有人说她们出卖自我，和娼妓毫无区别;有人说她们伟大圆千万家庭的梦。
贫穷、具有生育能力，是她们最大的共同点。无论法律是否允许，每天都有人加入她们，成为一名子宫出租者。只需9个月，当“小客人”离开时，她们就能获得高额的回报，大概是曾经月收入的100倍，而这也正是她们走上助孕之路的真正原因。
▼助孕天堂，不只有繁衍，每天都有不同国家、肤色、信仰的人，一路颠簸来到偏僻的安纳德小镇。面对络绎不绝的外国人，镇上的村民早已司空见惯，都知道他们要去阿坎克沙诊所，印度相当成熟的助孕中心。
在助孕中心，一边是挺着肚子躺着床上的孕妇，她们的任务就是休息、养胎;另一边是挤满会客厅的妇女，她们有的带着孩子，有的由丈夫陪同。
听到8000美金的酬劳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欣喜，虽然不是很多，但对于贫穷的印度家庭而言，十年不吃不喝都攒不了这么多钱。看到有人犹豫，帕特尔医生就一遍遍告诉她们，“你们只是照顾肚子里的小客人，那不是你们的孩子”。用不了多久，帕特尔就能给村民成功“洗脑”，让她们坚信助孕只是一个工作，和医生、白领没有什么区别，而且还是躺着赚钱。
帕特尔是助孕中心的创始人，可以算作印度助孕商业化的先锋。1999年，她成功将儿媳的胚胎植入婆婆的子宫，成为印度第一个助孕成功案例，当时还被多家主流媒体采访报道。这一下，很多人都慕名前来寻求帮助。“繁衍、生存是人类的天性，我只不过帮人实现这两个愿望罢了!”不管是自我说服，还是强词夺理，总之，帕特尔开了印度第一家助孕中心。
毫不夸张的说，助孕中心的建立，让很多当地妇女不仅有了发家致富的机会，还能通过各种技能的培训，掌握美容美发、理财储蓄等技巧，正如帕特尔所希望的那样，助孕不能成为日后养家糊口的工作。
即使如此，在很多印度人眼中，帕特尔依旧是鼓动妇女违背宗教的恶魔，曾被《周刊》评为印度最受争议的人之一。为了防止遭到人身攻击，在助孕中心、家里，帕特尔都装了加强防护装置，出门时还会带上私人保镖。但帕特尔从不认为自己有错，在她看来，这是在帮富人繁衍、穷人生存，完全是一个双赢的结果。在极度贫穷的人口中，平均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来自印度。
为了能生存下去，做苦力、卖淫是很多印度女性的选择，更有甚至会自愿售卖人皮换钱。如今，有了助孕中心，对于她们来说，这是一桩好事，因为终于能有尊严得赚大钱了。
▼ 多次助孕，只为更好的生活，28岁的帕皮亚已经是第二次做助孕了，上次做完助孕，虽然没能如愿修建一所大房子，而是用做小姑子的嫁妆。但帕皮亚赢得了话语权和家人的尊重，丈夫、婆婆再不敢拿她当撒气筒，动不动就拳打脚踢了。
在助孕中心，一个女性最多只能助孕三次，亚丹希望代完三次后，她不仅能修建一所大房子，改变家人的阶级被人看得起;还能让女儿去上学，拥有一份正经的工作，而不是像她一样再去做助孕妈妈，“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但他们还能生活得更好啊。”
把受精卵发育成的胚囊植入子宫，经过9个月的悉心照顾，几个小时痛苦的生育，大部分助孕妈妈表现得很专业，她们不会对肚子里的孩子产生感情，哪怕在养胎无聊时，想得最多的还是怎么去用这笔巨款。
但有的助孕妈妈就没法如此“敬业”了，在她们看来这个与自己气血相通的孩子，就算没有自己的基因那也是亲骨肉。伊丹就因为这样的想法而深陷痛苦。因为生活成本不断上涨，丈夫的薪水完全不够用，为了能拥有更好的生活，伊丹成了一名助孕妈妈。在顺利产下一个男婴后，看着这个金发碧眼的小宝宝伊丹的心情变得格外复杂。
她一方面告诉自己，他只是一个小客人，不是自己的孩子;另一方面又忍不住去想他，当孩子将要回国时，她一遍遍给那对夫妇说，“要对孩子好一点，要好好照顾他，好好爱他。”
▼铤而走险，只为一个多年的梦，不孕不育是很多夫妻的心病，平均每六对夫妻就有一对无法生育。即使繁衍后代是人类的天性，很多国家还是完全禁止助孕，就连思想最先进的美国，也是部分州支持志愿助孕。手握重金却难续香火，为了要个孩子，富人们宁愿违背法律、道德甚至宗教，前往隐蔽在世界各国的地下助孕机构，用高昂的费用延续自己的染色体。
自2002年商业助孕合法化，印度被全世界称为“助孕天堂”。相比较其他国家的机构，印度助孕中心不必动辄上百万的费用，只需五分之一的价格就能拥有自己的孩子，因此很多外国人都将目光锁定在了印度。
45岁的亚娜来自澳大利亚，一场重病夺走了她做母亲的权利，能有一个孩子是她最大的心愿，商业助孕在澳大利亚是刑事犯罪，印度自然就成了他们的首选。很幸运，从体外受精到孩子出生，一切都很顺利。当孩子在简陋的产房出生发出第一声啼哭的时候，亚娜的眼泪都流了出来，“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”。为这一天，他们足足盼了11年。
从小，艾米就有一个心愿，做个开明的好妈妈，每天看着孩子们玩闹嬉笑。但事与愿违，经过10多年的努力，在多次怀孕、流产的痛苦中，艾米都已经49岁了，却连一个孩子都没有。
对于助孕，艾米认为这和助听器一样，都是用医疗手段解决医疗问题。“有人看不见、有人无法生育，这是人体的缺陷，它属于医疗问题，和道德、宗教无关”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，助孕商业化，背后隐藏的问题更多。
凡桑迪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通过助孕，她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婴，但雇主却想要个女婴。虽然钱都已经全部付清，但凡桑迪时常会想小男婴的去向。因为她知道在印度有很多黑市，主要以人口买卖、器官倒卖为主，一部分“货源”正是雇主不太满意的弃婴。
▼商业助孕，只是看上去很美好，为了提高成功率、提高满意度，很多助孕中心更是做到了无下限，偷偷给助孕妈妈注入多个囊胚，让她们一次性怀多胞胎，然后再根据后期的发育情况进行取舍。把孩子视作可以定制的商品，说到底，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。让助孕妈妈冒着高风险，给商业机构带来的却是高利润。
生下小男婴后，凡桑迪时常感觉身体不舒服，喝了很多药，但效果都不是很好。虽然，拿着之前助孕的钱，可以供得起孩子上英语学校，但凡桑迪已经打算不再助孕了。“做助孕妈妈多苦，只有自己知道。”
2016年，印度出台法律，严禁非印度籍夫妇在印度助孕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国际客户数量的骤减，对助孕妈妈来说，不仅仅是断了她们的财路，也扑灭了她们改变命运的希望。
但换句话说，当一个社会，需要地下的商业助孕机构，才能让穷人活得更好，解决生育需求的市场，那这本身是不是一种畸形呢?